【跟着名家看展览】走进莫立唐——一个艺术个案的分析 

 

      导语:《走进莫立唐——一个艺术个案的分析》是著名文化学者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、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、主持人王鲁湘为《山水画大观——莫立唐作品集》一书所撰文章,针对此次“山水画大观——莫立唐山水画展”,深谈莫老作品。跟着名家看展览,本文将分四个章节供读者品读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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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莫立唐——一个艺术个案的分析(一)
 
文/王鲁湘
 
      回长沙,只要有空,我就会到谭国斌的美术馆坐坐。出了电梯,一眼就会看到莫立唐写的“兴堂有道, 兰室生辉”八个大字,如斧劈刀凿,铿锵有力。每次,谭国斌都会拿几张莫立唐的画给我看看。有一次半夜, 他竟拿出一百多张托裱好的莫立唐字画,挂满四壁,让我看个饱,说是要给莫立唐出书,请我写篇文章。 
 
 
江城丽
 
103cm×70cm 
 
1958 年 
 
      莫立唐(1925—2016),字曙光,号紫云翁,又号磨刀老人,早年毕业于南京美专(南京美术专 科学校的简称),师承高希舜,是湖南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,20 世纪 50 年代末即成名,一幅《江城丽》山水画,画出了南岳山下衡阳城的旧貌新颜:远处浅绿的南岳诸峰形成山城屏障,两条明澈的河流出山 后汇成湘江,江水如练,百舸争流,一座现代的公路桥跨江而过,木排竹排顺流而下。湘江两岸,房屋 栉比鳞次,一个个浓墨点出的街树蜿蜒成行,有古老的建筑,也有现代的工厂、高压铁塔——虽然是那个年代新山水画的常见套路,但画得意境开阔,疏密有致,笔墨清秀,有传统意趣,也有时代气息,江城的繁忙与宁静,古老与现代,城市与自然,历历在目,亲切融合,今天看来,仍然让人感动。联想到李可染的《鲁迅故居绍兴城》大致相同的构图,以及发表时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和评论家的高度评价, 益发可见莫立唐《江城丽》的艺术价值。尤其是,莫立唐与李可染之间不可能相互影响和借鉴,莫立唐 完全是个人独立地完成了这一崭新图式和意境的创作,他画《江城丽》时才 33 岁,由此可见,莫立唐完全有成为新山水画大师的潜质。
 
 
《江城丽》局部
 
      由《江城丽》可以看出莫立唐于中国画的笔墨之道有很好的悟性,对山水画传统的“三远”法构图也掌握得很娴熟,而且,同老画家相比,他还拥有较强的写生能力。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,他对新事物、新方法不陌生,不抵触;从题记看,他那么年轻,但已有很扎实的书法功底。
 
      这一切都预示着,湖南要有一颗山水画的新星冉冉升起。
 
      接下来,我们看到了莫立唐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几幅大画:《苗寨风光》《苗山盛夏》《翠谷新城》《思源图》《温故图》。 

 

苗寨风光
 
89cm×63cm 
 
1964 年 
 
 
苗寨风光(草图)
 
107cm×67cm 
 
20 世纪 60 年代 
 
 
苗山盛夏
 
44cm×44cm 
 
20 世纪 60 年代 
 
 
《苗山盛夏》局部
 
      这些大画,明显带着那个革命年代主题画创作的印迹,基本套路依然沿袭《江城丽》,但画得更为充实和精细。《苗寨风光》与《苗山盛夏》画的对象都是湘西著名的苗寨矮寨,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较大 的苗族寨子,建筑很有特色,尤其是寨子对面的大山,拔地而起,一条古老的山路像天梯一样悬挂在山上, 而一条十八盘的公路,则是抗战期间著名的大后方生命线——往重庆运输物资的战时公路。莫立唐显然是被这景象所震撼,他作了两个构图,一个横的,一个竖的。横构图的重点在寨,不在山,所以苗寨占 去全图二分之一画面,作为前景,玉米地和稻田环绕,寨中墟集热热闹闹,赶集的苗族群众很多,人物姿势动态也很生动。大山只是作为中远景成为苗寨的衬托。竖构图的重点是在山,不在寨。寨子、墟集、农田只占全图画面五分之一,而寨子对面的山却突兀雄起,顶天立地,占去了全图画面的五分之四。天梯和盘山公路真有“高路入云端”的感觉。显然,竖构图受到了宋代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和李可染某些作品如《夕照略阳城》和《画山侧影》的影响。我个人喜欢竖构图的《苗寨风光》,在这幅画中,大山 成为主角,苗寨成为配角。而在横构图的《苗山盛夏》里,大山是配角,苗寨是主角,但二者又平分秋色, 没有进行必要的艺术取舍,该夸张的夸张得不狠,该简略的简略得不够,都喜欢,都抓进来,细节很丰富, 耐读,而视觉效果并不强烈,绘画性更多地让位给了叙事性。   
 
 
翠谷新城
 
141.5cm×82cm 
 
20 世纪 60 年代 
 
      这就是问题所在,可以说贯穿整个 60、70 年代中国新山水画创作,不是莫立唐一个人的问题,整个新山水画就这样被叙事性导引到了一条社会性高于艺术性、认识高于审美的道路上,大家都在山水画里讲故事,讲社会新风,讲生产建设,讲山川巨变,讲换了人间,并美其名曰有生活气息,有时代意境。殊不知,几位大师,新山水画的先驱,如李可染、傅抱石、石鲁,却在悄悄地从内容转向形式,转向图 式创新和笔墨张力,靠这种审美自觉,迅速拉开了同其他山水画家的距离。他们的山水画不再依托具体 景物的写生,也尽量不在山水画里填充过多的社会学内容,不直接和正面描写人的活动。不管政治上如何要求,这几位大师的山水画创作都开始自觉回归山水画创作的艺术规律,回到山水本身的审美,回到山水意境的营造,回到笔墨表现力的锤炼。一句话,弱化叙事性和社会性,强化绘画性和美学。然而, 在那样一个政治挂帅、主题先行的年代里,大师们的这种艺术转向是只能做不能说的,是只能个人悄悄 干而不能大伙儿一起来讨论的。所以,这种转向并没有形成全体艺术界的共识,也就无法指导艺术家们自觉地行动,尤其在基层,对于美术工作者而言,政治上的要求明显高于艺术上的要求,信息的闭塞和不对称,美展的选拔标准和作品发表的条件,都使得基层艺术家仍然只能在惯性思维的路上走下去。
 
 
思源图
 
76.7cm×11cm 
 
20 世纪 60 年代 
 
      可惜的是,莫立唐也在基层,他灵光一现的艺术实践,如《苗寨风光》,最后还是要让位于叙事性和社会性更强的《苗山盛夏》。如果他能抓住《苗寨风光》的灵光一现,在图式创造与笔墨精进上双管齐下, 多研究北宋山水和时人李可染已开始成熟的李家山水,那么,莫立唐的山水画路径就不会是后来的走向了。
 
 
温故图
 
141cm×86cm 
 
20 世纪 60 年代 
 
 
《温故图》局部
 
      在他接下来所画的《翠谷新城》和《温故图》里,有了构图和笔墨更为精纯的表现。毫无疑问,这 是那个年代的山水画杰作,同时也像那个年代的山水画创作一样,力求达到一种古典的完美,小心谨慎, 笔笔俱到,几乎挑不出毛病。由于建筑物具有地标性,所以必须相当写实而且刻画精谨,这就要求画上 的全部物象都同建筑保持风格一致,于是在笔墨语言上,基本就采用了兼工带写的小写意加点小青绿的 路子。在《翠谷新城》这幅尺寸甚大的作品里,甚至连江边的竹叶都用了双勾!小小的点景人物的背篓里, 连橙色的橘子都画出来了。一幅巨作,竟完全用了小笔细细勾绘而成。《温故图》也是,祠堂前面水塘 边的瓜架上,南瓜也是一个一个画出来的,密密麻麻的树叶,非常认真地用积墨层层点出,无一叶率意。 在《思源图》里,所有的秋树、秋叶、秋果,都用双勾画出,然后染色。这样的作品,当然会受到当政者和普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,但是,却不会有什么前途,也不会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因为,它过于讨好大众的俗目,过于专注于题材和细节,而艺术家对艺术形式和语言的大胆探索及创造性贡献,艺术家个 人性格和修养的率性表达,以及主观情感和思想的展露,就相对地退隐甚至消失于无形了。
 
 
《思源图》局部
 
      对细节的过度表达,对叙事性和主题性的过度关注,使莫立唐这个时期的作品在看似宏大的同时, 变得琐碎凄迷。 而琐碎凄迷和突破琐碎凄迷,就成为莫立唐以后几十年不断自我交战的基本格局,也是我对莫立唐这个艺术个案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。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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